在元代散曲作家中，马致远是卓有成就的大家，他的作品历来为读者所瞩目。对这样一位被当时人和后人公认的曲坛领袖，我们有必要作些全面的研究。

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，而诗，特别是抒情诗更是思想的直白，故古人云“诗言志”。

碌碌无为的前半生

马致远出身于“富豪家”，少年时漫读诗书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常以“栋梁材”自许。元代曾一度废弃科举制度，断绝了文人正常的仕进之路。

但是，学成文武业，总要货于帝王家，所以他只好自谋仕路，向元蒙最高统治者献诗求官，且念鲰生自年幼，写诗曾献上龙楼。在进献给皇帝的散曲中，他对元朝帝国的所谓文治武功不惜大肆吹捧，极力褒扬。

也许是他的吹捧奏效，或者是还有别的什么缘故，二十几岁时他离开生地大都到杭州就任江浙省务提举，但这个从五品或从七品的小官与他“佐国心，拿云手”（《四块玉·叹世》）的政治抱负未免相去太远。

马致远以饱满的激情，真诚的期待，追求着他所向往的东西，但当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追求的激情，期待的焦躁的苦闷就转化为巨大的怨愤和不满而发泄出来。

面对这样概端轻视人才的现实社会，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吸几声，尔后是怨天尤人，在命定论初虚无论的迷雾中寻求解脱。于是他以悟透人生，高标出世者自居，但与此同时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正萌动着及时行乐的思想。

就这样，一方面是对遥远的功名事业的彻底否定，尽情地嘲笑历史上的英雄志士，如楚霸王、诸葛亮等极力地回避梁园同辈对其艺术造诣的称道。

然而，这不过是扬汤止沸，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像这种奢侈的及时行乐，是须有高官厚禄作为保障的，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权和钱，不然的话，维系不了多久，这种生活就将土崩瓦解。

所以，当他否定功名利禄的时候，无非是唱歌当哭，发发牢骚而已。而功名富贵终究是不能不要的，只不过要耐心等待机会罢了。
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缅你万更，有少少贵胄曾忍屈受辱，日为下贱，以等待时机的到来，终于名垂青史，传为美谈。

那么，怎么打发这无聊、孤寂的时日呢？只有韶断终日，不问是非：“屈原清死山他恁，醉和醒争甚。”（《拔不断》）醉了也就辨不得是非曲直，从而也就与世无争了。

于是乎他就一而再，再而三地“醉面醒，醒而醉。”（《庆东原·叹世》）但是，任何一种麻醉剂都有时间的限制。当酒醒之后，在他的心底仍不免是一片落寞惆怅的空虚和愤懑。

而这种空虚和愤懑比以前更残酷地折磨着他。让一个清醒的头脑停止思维，不问是非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终于无计可施，打算逃离这黑暗的社会、险恶的官场了。

追求逍遥自在的生活

此时，他的隐居思想完全是及时行乐思想的变种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洁身自好，而是如何享乐。他从浮生若梦的观念出发，去追求今世闲散的“快活”。

尽管他“低讴着白雪歌”，摆出一副飘然高雅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却准备过庸俗的寄生生活。他的隐居理想是“信马携仆”，金觞挹酒，浅斟低唱，一切都要富丽堂皇、雍容华贵。

他仅仅只是打算放弃“功名”，对于富贵，他从未想过要放弃。因为在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及时行乐，而富贵正是及时行乐的经济保障。

正是由于支配言行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，所以，这时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舒适和享受。

何况他本是个“风月主”（《清江引·野兴》)，有着浓厚的封建文人的恶习，生活十分放荡，秦楼楚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，真的要丢下这热闹享乐的都市生活去作隐者，遣发那漫长而淡泊的岁月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“便做钓鱼人，也在风波里”（《清江引·野兴》)。做隐者与“抱官囚”几乎同样不甘忍受，所以隐者终究是做不得的。

为了摆脱“抱官囚”的尴尬困境，马致远找到了两条途径，一是抱官醉酒，二是挂冠隐居。当两条途径都行不通的时候，他又找到了第三条途径：追求更舒适更理想的富贵与享乐。

于是，他决定弃官出游——“天之美禄准不喜，偏只说刘伶醉，毕卓缚瓮边，李白沉江底。则不如寻个隐便处闲坐地”（《清江引·野兴》)。

为了高官厚禄放弃初衷

很明显，马致远的出游，是想拜谒权贵，再求知音，以博得举荐提携，实现他“跃马食肉”（《四块玉·叹世》）的生活理想：“著领布袍虽故旧，仍存两枚宽袖，且遮藏钓鳌攀桂手”。

从现存的作品看，在他“二十年漂泊生涯”中，他曾先后到过四川、陕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，为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，他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。

靠别人的政举而成为朝廷重臣，这在、元史中是不乏其例的。马致远既然熟知这条门经，自然就更加希望“故人”的引荐。

然而，他的谦卑的哀求，并未引起那些权贵们的怜悯与同情，以至于求告无门。

在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，他涉足江河博览名胜，同时也广泛接触和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。在旅途中，他常常是留恋云霞，醉心山水，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善。

每当走出恶浊的官场，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，他的世俗思想便得到了一次洗涤，他的卑污灵魂便得到一次净化，他便再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他的心情便显得舒畅明朗。由于马致远真诚地热爱自然，于是，开始真诚地热爱起与自然联系密切的田园生活。

渔家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极富诗意。落花飘香，绿杨荫堤，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美好的，桥头卖鱼，柳荫渔唱，他们的生活基调是欢快的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作者的欣喜和羡慕之情。

为了谋求仕进，他常常是“戴月行，披星走”，“枕上忧、马上愁”。特别是当阴晦淫雨之际，路阻荒郊之时，他就会更加苦闷彷徨，空虚绝望。

仕进的道路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失败，使他那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，开始认真反思自己：“两鬓皤，中年过，图甚区苦张罗？”“争名利，夺富贵，都是痴”（《四块玉·叹世》)。

并把自己的流浪生活同下层人民的田园生活作了比较，写下了有名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。小令开篇即描写昏鸦归宿，用比兴手法暗示读者：天快黑了，人应该归宿了，特别是在西风透骨，行路维艰的时候。

然而，这个孤独困顿的游子竟没有按照读者的意愿而投宿荒野上唯一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1小令首写自然之乐，乌鸦以大树为巢，朝出暮归，东西南北任其所之，自由自在。次写田园之乐，那小桥、流水——亲切而动人的字眼、和谐而自然的组合，透出生活的甜美与闲适。

最后写游子之苦，古道、西风、冷寂的秋色都是因他而存在的，而对于安栖的昏鸦、欢笑的人家则失去它们的威力。经过作者的苦心经营，作品中先后出现了两类图景，一类是乐，一类是悲。由前者的自由，尤能看出“断肠人”的不自由。

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痛苦磨难，使马致远对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，强烈的憎恶感开始从心底泛起，“半世逢场作戏，险些误了终焉计。”

他终于从富贵行乐的迷梦中醒来，找到了解除肉体痛苦和心理窘境的真正途径。

走出官场见证百态

由于完成了由热衷功名富贵到厌弃官场、向往田园的思想转变，马致远的作品也呈现出两种从未有过的新面貌，一是隐士的旷达情怀，一是斗士的批判精神。

此时，他不用“奴耕婢织”，在服饰用具上也不讲求堂皇耀眼的排场，亲事农桑，自给自足，粗茶淡饭，寻常度日。

这种朴实的田园生活和他为官时的隐居理想的大相悖谬，说明他是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彻底否定了世俗的荣华与富贵。

但他并未淡然忘世，独享其乐。这时不过是“旁观世态”（《般涉调哨遍》）而潜运机心罢了。人们知道，陶渊明隐居后大写其田园之乐是与社会进行抗争，马致远写田园散曲也是如此。

当然，正如有的文章所说，在元蒙的统治下，没有一块土地是光明的，马致远的田园散曲的和平景象，显然是对田园生活的美化。这是不错的。

但须注意，马致远这类散曲的抗争意义也正在于斯。作者笔下的田园生活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，没有田园生活的光明，就反衬不出官场及社会的黑暗。

当然，马致远的难能可贵之处，还不止于此，他的著名的《双调夜行船·秋思》公开而大胆地对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进行揭露、诅咒，甚至是痛骂，这更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。

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，在统治人民方面一向是残酷的，在文化方面的禁锢也从未放松，统治者曾明文规定：“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，处死。”又“错乱制词为讥议者，流。”

在这种高压政治下，马致远仍然敢于站出来对统治阶级进行猛烈的抨击，表现了斗士的勇敢和无畏。

由此可见，马致远归隐后，并没有高卧松云，不问世事，他的思想不仅是消极的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马致远是北方全真教的信徒，《录鬼簿》称他为“马神仙”。宋元时，“神仙”是道士的又一名称。

这样，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人生如梦、及时行乐等情调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但是，他信奉或鼓吹这些还不全是为了麻醉自己、逃避现实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可以说，是武装自己，干预现实；特别是隐居以后他的生活是充实的，已不需要这种精神鸦片。

结语

马致远是以人生如梦的老庄虚无思想作为精神武器，以及时行乐的消极人生观作为抗争哲学。所以，他用人生如梦，世事无常来嘲笑名利场上的勾心斗角，用“绿杨便宜屋角遮，青山正补墙头缺”的无为思想，否定“密匝匝蚁排兵”的有为之行，便都是顺理成章的了。

“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，越是强烈地体会他当时的悲哀和问题，那么在他笔下，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地表现。”《东篱乐府》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共同的彷徨、苦闷以及潜在的反抗意识。